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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秀] 乒乓球的故事1---庄则栋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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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9 10:44: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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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则栋的传奇人生

庄则栋,1940年5月31日出生于江苏扬州。
庄则栋的外祖父乃当年闯荡上海滩五十多年的冒险家、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犹太大亨哈同。哈同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商界奇才,1851年出生于巴格达,后随父母移居印度孟买并入了英国籍,1873年他怀揣六块银元只身来到上海,先在沙逊洋行供职,1886年与中法混血儿、信奉佛教的烟花女子罗迦陵结婚。罗迦陵颇有旺夫运,哈同娶了她之后事业蒸蒸日上,罗迦陵后来被宣统皇帝溥仪封为大清国正一品夫人。1901年哈同脱离沙逊独立创办哈同洋行,主要经营房地产业。他开发创建了中国最繁华商业街——上海南京路。当时南京路两旁的商铺,凡是以“慈”字命名的都是他的产业,约占整个南京路地产的百分之四十四,昔日的“垃圾瘪三”终于脱胎换骨鸟枪换炮,成为远东首富。辛亥革命前,哈同曾拿出十万大洋资助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到了晚年他更是热衷于慈善事业。1931年,80岁的哈同在自己的家中、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爱俪园(人称哈同花园、即后来的中苏友好大厦、如今的上海展览中心)去世。
父亲庄惕深出身书香门第,因家道中落离开扬州去上海谋生,在哈同创办的仓颉中学教书。某天上班途中庄惕生捡了一张马票,次日居然中了奖,一向迷信的哈同闻听此事,认为此人乃有福之人,将来所生之子或有状元之命,加上平日印象颇佳,遂将养女罗馥贞(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许配给了庄惕深。庄则栋父“母”结婚的时候,犹太大亨“随便拔了根汗毛”,在京城为他们购置了一套前清王朝某王府旧宅,做为嫁妆,大大小小共计330间,人称“北京哈同花园”。庄惕深和罗馥贞婚后生育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因不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大部分时间罗馥贞带着孩子居住在上海。若干年后,已年过不惑的庄惕深瞒着岳母和发妻在扬州旧居金屋藏娇,与一位名叫雷仲如的年轻女子又生下一男一女,这位庶出的三公子就是日后叱咤风云的乒坛名将庄则栋。
1941年岳母罗迦陵去世后,庄惕深才将婚外生子之事告诉原配罗馥贞。抗战胜利那年,五岁的庄则栋(连同生母和妹妹)的名分终于被嫡母承认。在一起生活的三、四年间,妻妾、兄弟姐妹间倒也和睦相处。罗馥贞何时带着自己的亲生子女离开了中国(长子庄则敬长女庄则君则留在了上海)?庄、罗二人如何了断他们近三十年的婚姻?罗馥贞难道不久后病逝?岁月悠悠,许多细节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解放后庄惕深、雷仲如及雷氏所生的庄则栋兄妹在北京过起了正儿八经家庭生活。
——晚年的庄则栋一直引以为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通常作为开场白的“姥爷”哈同,其实和他并没有血缘或拟定血缘关系;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父亲毕竟是哈同名正言顺的女婿。每当庄则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津津乐道地提到哈同,渔樵就会想起《红楼梦》里那位“才自清明志自高”、只认王夫人为母、王子腾为舅的三小姐贾探春。同样是自尊与虚荣参半,投错了娘胎的三姑娘内心更多的是痛苦、纠结与无奈,而我们的三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为了锦上添花,给他本来就轰轰烈烈非同寻常的传奇人生再增加一个亮点。
因社会制度的变迁,庄家的生存状态再次回到普通平民阶层。好在原本就出身寒微的庄母随遇而安,很快便适应了这种“草根”生活,精打细算省吃俭用量入而出,虽然今非昔比粗茶淡饭几间旧屋,一家四口倒也过得其乐融融。庄父对年幼的庄则栋要求严格,6岁时就让他学武术,周日经常带他去游泳、爬山,有意锻炼他的体魄和意志,本是无心插柳,却为他日后乒坛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说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自己的严父慈母。如果他早生十几年,投胎到罗氏的肚子里,一直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在大上海“哈同花园”里当孙少爷,做“宅男”,也许就不会有日后的辉煌成就。—这就给当代年轻的父母、尤其是“富一代”提了个醒,儿子一定要“穷养”,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男孩子幼时多吃点苦,将来大有益处。
庄则栋10岁开始练习乒乓球,14岁参加北京市少年宫业余球队。他起点较高,这一方面是拜上天所赐,另一方面因为训练刻苦,故进步神速,1958年加盟北京队,年末又入选国家青年队。
庄则栋是中国直拍快攻型打法,与王传耀、容国团、徐寅生等人的左推右攻相比,他的反手略胜一筹,能两面开弓,技术更为全面。
1959年斯堪的纳维亚国际乒乓球邀请赛,19岁的庄则栋首次亮相国际赛场,接连战胜欧洲诸多高手,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并和小他两岁、来自上海的李富荣一起夺得男团、男双冠军。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年轻的庄则栋被委以重任,入选团体主力阵容,男团决赛他和容国团、徐寅生三人登场,以5比3战胜日本队,中国队第一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容国团胜星野展弥,负荻村伊智朗、木村兴治,得1分丢2分;徐寅生胜荻村、星野,负木村,得2分丢1分;庄则栋胜星野、荻村,保持不败,为中国队男团首次夺冠立下头功。
男单比赛,庄则栋第一轮就与同样在团体赛中保持不败记录的日本选手木村狭路相逢,以3比1将其淘汰出局。凭借天时地利与人和,中国选手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包揽了前四名。半决赛庄则栋胜徐寅生,李富荣胜张燮林。决赛时庄则栋以3比1战胜李富荣,第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和李富荣合作还获得男子双打第三名。
1963年布拉格第27届世乒赛,中国队以5比1战胜日本队,再获男子团队冠军。男团决赛首盘,世界冠军庄则栋1比2负于木村,丢了唯一的1分。雪藏了两年、被誉为“乒坛魔术师”的张燮林先后轻取三木(21:5,21:7)和木村(21:4,21:11),拿了2分,令对手晕头转向根本找不着北,为中国队男团第二次登顶立下汗马功劳。单项比赛张燮林继续大放异彩,男单八进四战胜前世界冠军荻村,与王志良的男双击败最强的外国组合荻村、木村(上届荻村和星野拿了男双冠军,本届木村换下星野,实力有增无减),与郑敏之的混双又将上届冠军荻村、松琦淘汰出局。
最终,庄则栋、张燮林、王志良、李富荣包揽了男单前四名。半决赛庄则栋胜张燮林,李富荣胜王志良。决赛时庄则栋再次战胜李富荣,蝉联男子单打冠军。男双决赛,张燮林、王志良战胜庄则栋、徐寅生,为中国队第一次捧得伊朗杯。
1964年底,庄则栋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4月,卢布尔雅那第28届世乒赛,中国队以5比2战胜日本队第三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庄则栋胜木村、小中健,负于高桥浩;张燮林胜小中健,负高桥浩;首次在男团决赛场上亮相的李富荣先后战胜小中健、木村,保持不败。
单项比赛庄则栋犹如神助,男单八进四,他以3比0(21:18、21:8、21:15)干净利落淘汰了曾经三次打败过自己的日本新锐高桥浩,终于一雪前耻,改写了世界冠军遇高桥就输的尴尬记录。半决赛又以3比0轻取西德名将绍勒尔,对手三局总共得了12分。最后决赛,庄则栋以3比2险胜李富荣,连续第三次获得男子单打冠军。他还和徐寅生合作获男子双打冠军。和梁丽珍合作获混合双打第三名。
——由于三届世乒赛的男单决赛都是在庄则栋、李富荣两位中国选手之间进行,庄则栋又是三连胜,过于巧合,而李富荣这位上海“帅哥”也是实力超群并非等闲之辈,于是无风不起浪,此乃上级领导幕后安排李富荣让球、成就庄则栋三连冠伟业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但凡那个时代的球迷都会有所耳闻,借用小品演员老赵的一句话,“凡是地球人都知道”。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让球”的是非曲直自有定论(若对“让球”这一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感兴趣,请看乒乓球的故事之三:《小李、大李和老李》)。但不管怎么说,庄则栋乃是当时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并在中国体育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已被确认无疑。
庄则栋的辉煌战绩,以及他顽强拼搏、永不服输的“小老虎”精神,鼓舞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和雷锋一样,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华大地,作为“资产阶级体育路线”培养出来的“黑尖子”,“大军阀”贺龙眼里的“大红人”,“保皇派”,庄则栋自然在劫难逃,他多次遭到批判,被抄了家,还关进了“牛棚”。在这难熬的日子里,他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像他的恩师傅其芳、队友容国团那样以死明志,一了百了,是新婚娇妻鲍蕙荞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给了他支撑下去的力量。“宁在世上捱,不往土里埋,”活着最要紧,留得青山在,终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因“文革”动乱,中国队放弃了29、30两届世乒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由于缺少了最强劲的对手,29届日本队获得六项冠军,瑞典选手获双冠军;30届日本队获得四项冠军,苏联队获得女团、女双冠军,瑞典选手蝉联了男双冠军。
到了七十年代初,国内形势稍有好转。1970年12月,刚刚恢复系统训练的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瑞典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日本队和苏联队缺席),获得女团、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项冠军,牛刀小试便显露锋芒,引起了国际乒联及有关人士的高度关注。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定于1971年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开赛之前,中国队曾多次收到国际乒联的邀请函,但迟迟未作回应,对于参不参赛这样的“大事”,有关部门哪敢轻易表态。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亚洲乒联主席、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向对中国十分友好,非常希望中国队能参加第31届世乒赛,他认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世乒赛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赛。他不顾国内右翼分子的反对,力挺中国队参赛,多次发函后不见回音,心急如焚的后藤于1971年1月26日亲赴北京,当面力邀中国参赛。经多次商谈,基本达成参赛意向,但因中方坚持将附带的一些政治条件写进正文,这使得后藤先生颇感为难,故书面协议未能签署。此时,寄身在北京的柬埔寨流亡政府偏偏不甘寂寞,节外生枝,伙同越南、朝鲜等国的乒协,提出坚决反对朗诺领导的柬埔寨和南越组队参加世乒赛,明知国际乒联不可能答应却故意把水搅浑;唯恐还不够乱,甚至建议中国队最好别参赛。接着发生了日本右翼分子焚烧中国国旗和毛泽东画像的极端事件,一时气氛异常紧张。中国乒乓球队内部对是否参赛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关方面只好将问题提交到毛泽东主席那里,由老人家亲自定夺。直到3月16日,毛泽东才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名呈送的报告上作了“我队应该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的批示。周恩来总理还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八字方针。
——为了照顾落难“盟友”的情绪,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商谈后作了具体安排:考虑到国家荣誉,团体赛中国队该怎么打还怎么打;若单项比赛中遇到柬埔寨或南越选手,我们的选手一律弃权。
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终于来到了名古屋。31岁的庄则栋虎老雄心在,携手李富荣,带领年轻的队友李景光、梁戈亮、郗恩庭,一路恶战, “如履薄冰”,险象环生,步步惊心,后四场比赛以5比3胜法国(庄得3分、梁、郗各得1分),5比4胜匈牙利(庄得1分、李景光、梁戈亮各得2分),5比3胜瑞典(庄得1分、李景光、梁戈亮各得2分),5比2胜日本(庄、梁各得1分,李景光上演了帽子戏法豪取3分),勇夺男子团体冠军。他还和梁戈亮合作,获得男双亚军。男子单打第二轮因遇到柬埔寨选手柯武,他奉命弃权(有趣的是一年后,柯武“弃暗投明”又代表民主柬埔寨来北京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革命不分先后”,他受到了热烈欢迎)。应该说此时庄则栋的技术状态已远不如六十年代,但他丰富的临场经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及对不同的对手及时的分析与总结,很好地带动帮助了三位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年轻选手,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中国男队六十年代的几位著名选手,此时只有庄则栋一人仍在担纲一线主力,男团四度登顶,唯有他26、27、28、31四届都出现在决赛场上并且均有所斩获(容国团参加了26届一次男团决赛,徐寅生26、27届两次,张燮林27、28届两次,李富荣28届一次),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他作为中国乒坛第一人并非浪得虚名。
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它不仅仅是中国队的重新亮相,还因为庄则栋不经意间在中美建交的历史上扮演了破冰者的角色,演绎了一段“小球转动地球”的神话。
4月4日,美国运动员科恩误上了中国队的巴士,由于出国前上面有规定,若遇到美国运动员不能首先打招呼,所以没有人敢上前搭话,庄则栋觉得中国乃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况且人家不过是个打球的普通老百姓,最基层的打工仔,基本上也属于“无产阶级”,不理不睬似乎有失风度,于是带着翻译主动上前问候,一番简短的交谈之后,向对方赠送了礼物。在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很快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下车后各国记者马上围了过来,又是照相,又是采访,图文并茂,争相报道。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乒乓球领队哈里森表示他愿意率团访华,而中国代表团团长赵正洪、秘书长宋中则不置可否,这样的事情他俩哪敢做主,必须请示国内。6日晚上,毛泽东主席本来已在外交部递交的“不宜邀请”的报告上画了圈,但当他看到庄则栋和科恩在一起的消息时又改变了主意,让身边的保健护士吴旭君立刻通知王海容(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他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华盛顿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做出反应,发表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五项措施,尼克松总统还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派代表或者亲自访问中国……“乒乓外交”由此拉开了帷幕。
应该说,中美两个大国的缓和是当时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在美国方面,东、西方冷战已经二十多年,两强争锋渐呈苏攻美守之窘势,为了在美苏博弈中增添砝码,并摆脱越战泥淖,必须重新审视、尽快改善同红色中国的关系。而中国方面,自64年与“老大哥”公开反目,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到了“文革”又高举打倒“帝修反”大旗,且持续三年神州大乱,内外不能兼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68年火烧英国代办处;不知为了何故,与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东方近邻又断了来往;同非洲大陆的交往虽在继续,但终属小打小敲,且经济成本太高不堪重负;南边和南欧两位小兄弟只知道伸手打秋风,更是填不满的无底洞;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苏方曾一度打算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最高决策者审时度势,也想同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的龙头老大美国改善关系。虽然彼此心有灵犀郎情妾意,但又羞羞答答碍于面子,谁也不肯率先放下身段,如今有了“民间交往”这个台阶,正好顺水推舟借坡下驴,于是紧锣密鼓“只争朝夕”:7月,基辛格博士飞越喜马拉雅山,秘密来华探路;10月,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大老板抛出了橄榄枝,伙计们自然是心领神会,于是墙倒众人推,可怜的老蒋只好惨淡出局,否则还得拖上一两年。凑巧的是,那天基辛格博士也在北京,正在为尼克松来年访华做前期准备,起草《中美联合公报》,于是他与周恩来一起举杯相庆);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率领290余人阵容豪华的代表团高调访华;之后,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等三十多个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形势发展之快,就连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没有预料到。
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世界格局的改变,还为病榻之上仍激情豪迈、壮心不已的毛泽东所谓 “三个世界”著名论断的形成问世提供了现实依据,老人家以为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继苏、美两霸之后的地球村的第三“极”。相对这边的浪漫,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则更加务实,他解释说有人批评我们和中国交往是“低声下气”(中国的官方文件上也说尼克松“打着白旗,厚着脸皮来北京”,对美国人要“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分明是两情相悦彼此对眼,却装着迫于无奈,太要面子不够大气,既要下海“坐台”玩一把政治偷情,又要树贞洁牌坊。只是苦了下面,上边又不明说,这“冷热”、“卑亢”的分寸实在太难拿捏,故杭州、上海两地的官员71年元月初在接待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黑格准将一行时,前倨后恭,闹出了不少笑话。老人家还一时兴起心血来潮,一个电话打到上海,吩咐送美国客人每人10斤糖果,且1斤一个样,于是上海益民食品厂的头头连夜把工人们找来加班加点,忙了个通宵达旦,天明赶紧把糖果送到虹桥机场,糊礼品盒的浆糊还未干。短短48小时,先后“冰火两重天”,弄得黑格一头雾水,不知唱的是哪一出。待到元月22号尼克松本人来华,当晚天降大雪,为不耽误客人次日行程,有关部门组织百万群众上街扫雪,从钓鱼台到八达岭,绵绵百里。尼克松终于登上长城,他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像这样扫雪在美国想也不敢想。),我们的政策是“只顾眼前,不计将来”,其实不然,等过了二十年之后再来看这段历史,它将会告诉人们,我们今天所制定的政策符合美利坚合众国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大意)。不料一语成谶,二十年后,尼克松当初的预言终于演变成现实,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接替前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俄罗斯沦为二流强国,与其前身“社会主义大家庭家长”的地位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此消彼长,美国渐渐升格为地球村说一不二的“法人代表”。而中国则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韬光养晦,不说大话不扛旗,”励精图治,三十多年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冒着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风险,将牺牲了环境、资源和血汗挣来的票子,借给美国人花(近2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万亿,大约是当年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的100倍,按清末一两白银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如今人民币300元计算)。“乒乓外交”究竟多大程度改变了世界?谁是“乒乓外交”的最大赢家?这是应该交给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再赘述。
应该说即使当时没有庄则栋,中美关系也一定会改善,不过或许时间上会有所推移,将另选一个切入点。可以这样总结,由庄则栋开启的“乒乓外交”这精彩的一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也是历史的必然,乃大势所趋。一句话,是时势造英雄。
相貌英俊、举止不俗而且头脑反应敏捷的庄则栋,因此深得毛泽东夫妇的赏识。早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是庄则栋的忠实球迷。26届男团决赛,毛泽东待在家中看电视直播,老人家十分投入,看到比分成焦灼状态时还情不自禁地叫了声,“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一种长者对晚辈的怜爱之情溢于言表。如今十年过去了,当年稚嫩青涩的“小祖宗”不仅又拿了冠军,还误打误撞做了“老祖宗”想做却一时不知该从何着手的事,毛泽东自然喜出望外,称赞有加,“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比一般外交家还行,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点将,“此行由小庄担任团长。”在白宫草坪,尼克松总统破格亲自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从此,庄则栋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回国后他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兼中国青年队主教练。1973年9月,当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4年初任国家体委副主任。1975年1月四届人大,35岁的庄则栋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中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批判王猛、李梦华、荣高棠等体委老一辈领导,提拔撤换了一大批干部,并将因对他所作所为不满而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昔日的队友徐寅生、李富荣等人调出国家队,流放位于长江口的崇明岛……
庄则栋离开他熟悉的乒乓球事业跻身政坛,开始应该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于一个政治头脑相对简单的运动员来说,仕途是一个极不擅长、陌生而又复杂的领域。起初,兴奋之余的庄则栋诚惶诚恐;但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难免就有些沾沾自喜,认为自己还行,好像完全能够驾驭;第一夫人的大力提携使他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于是内心也开始慢慢膨胀,认为只要背靠大树跟对了人,就能一帆风顺再上层楼。“往高处走”乃人之常情,庄则栋自然也想赌一把——但凡有机会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愿意赌一把,试试手气,“高官厚禄”“光宗耀祖”的诱惑实在令人难以抵御,即使换成“李则栋”、“徐则栋”结局大概也会八九不离十。“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涉世不深的庄则栋毕竟不是老谋深算的哈同,他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本以为买进了一只超级权重股,万无一失,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这家钢铁巨人般的托拉斯公司一夜之间轰然坍塌破产摘牌,他的赌注押错了地方,结果只能是血本无归。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垮台。“树倒猢狲散”,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受到牵连,庄则栋身陷囹圄。77年夏,几近崩溃的他曾经两次自杀,均因被救未遂。
庄则栋原本无心涉足政治,可是政治偏偏选择了他,这是庄则栋的悲哀,也是中国乒乓球的悲哀,更是政治的悲哀。
接受了长达四年的政治审查之后,庄则栋于1980年8月出狱。10月份,他被调往太原,担任山西省乒乓球队教练。他毕竟是个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使原来是乙级队的山西女队在全国比赛中拿了冠军。期间,他撰写了凝聚他多年心血的乒乓球技术论著《闯与创》。
1984年,时任国际乒联主席、前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得知了老朋友庄则栋的遭遇,甚感同情,经多方斡旋,他终于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不久,庄则栋被安排在北京市少年宫当乒乓球辅导员;经万里副总理的批准,《闯与创》也得以出版问世。
来到少年宫,这里的环境他太熟悉了,青砖碧瓦,草木葱郁,风景依旧,物是人非。当年辅导过他的老师还在这里工作,看守大门的还是当年那位师傅,庄则栋有一种游子归来恍如隔世之感,一时间鼻息隐隐作酸。30年前,一位风华正茂的15岁小帅哥从这里起步,开始翱翔蓝天;30年后,穷途潦倒的他又回到这里,教一帮小孩子打球,30年一个轮回,历史正好画了一个圈。
1985年2月,庄则栋与鲍蕙荞离异。他俩的分歧始于70年代,当时鲍蕙荞曾一再提醒自己的丈夫,“离那些人远点,跟得太紧了会有危险。”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庄则栋自然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与狼共舞,所谓“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结果不幸而言中。鲍蕙荞独自之一人抚养了一双儿女,甚是辛苦。八年后庄则栋回到北京家中,这对早已貌合神离异床异梦的夫妻选择了劳燕分飞,庄则栋后来常说,是他对不起自己的前妻,“她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不久,妻离子散、孤单寂寞的庄则栋邂逅他当年的粉丝,日本女士佐佐木敦子。早在71年他俩就见过面,当时敦子和好友结伴去中国代表团驻地看望仰慕已久的球星,接待她的正是世界冠军庄则栋。72年庄则栋率团访问日本,与敦子第二次见面,他将别人送的一束鲜花转赠给了她——庄则栋与名古屋有着深厚的渊源,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两个人,科恩和敦子。如今通过接触,敦子的温柔善良渐渐融化了庄则栋一颗原本已经凉透的心,于是日久生情,双双坠入爱河。敦子为嫁庄则栋,欲放弃日本国籍,移民北京,当时的中国还不太开放禁忌较多,庄则栋又身份 “特殊”,于是敦子被限期离境。有关部门又以“曾经担任过重要职务、掌握国家机密”为由,不给庄则栋办护照,不让他出国。横竖都不是,鸳梦难温,敦子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日本。但是这迟来爱情已使他俩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敦子非庄则栋不嫁,庄则栋非敦子不娶,此生誓为连理枝。于是他俩冒死上书,李瑞环、胡耀邦……最后经邓小平发话,“即使犯过错误也不能不让人家结婚嘛”,这对有情人才终成眷属。
26届的乒坛五虎将,容、庄、李、徐、张,除了容国团已经谢世,另外三位只有张燮林参加了庄则栋和敦子的婚礼。庄则栋很想得到昔日哥们的谅解和祝福,但这一次让他失望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摒弃前嫌化解心结还需要时间。
从此,庄则栋和敦子在北京的四合院里过着寻常百姓的普通生活,平平淡淡,柴米油盐(起初一度还蛮拮据),相濡以沫,夫唱妇随。——后来,庄则栋将他与敦子曲折的恋爱过程写了一本书,《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
即便敦子已经放弃了日本国籍,有关部门还是规定若干年内庄则栋不能出国探亲。1991年4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应邀来华参加庆祝“乒乓外交”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他一心想会一会庄则栋这位传奇人物,却被告知“他出差了,不在北京”。基辛格博士深感遗憾。
很长一段时间,庄则栋似乎被边缘化了,但凡有关乒乓球的大小活动均与他无关。
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庄则栋的生存状态逐步改善,他搬了新居,并且有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和经纪人。晚年的庄则栋马不停蹄,四处演讲,频频接受各种媒体的专题采访。他那独一无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与共和国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紧密相连,犹如一部历史科教书,不仅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一笔不菲的物质财富。电视里的老先生率真随性童心未泯,精神矍铄,风采不减当年。虽已参透了尘世酸辛,但终不脱人间烟火。他洋洋洒洒娓娓道来,显赫的家世,三连冠,乒乓外交,宦海沉浮,梅开二度,乃是其中五大“卖点”。庄则栋不经意间还创造了一项“吉尼斯”纪录,他好像是有史以来接受媒体专访次数最多的一位中国体坛人士。
关于媒体对庄先生的采访,笔者一直非常关注。庄的叙述基本符合史实,但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当年的“让球”之事。他曾经对鲁豫坦言,当年领导安排队友让球确有其事,但即使李富荣等人不让他,他也会获得世乒赛男单三连冠;他唯恐人们质疑他世乒赛三连冠的含金量,还拿出他是全国锦标赛、队内比赛三连冠来作为旁证,证明自己确实是当时中国乒坛第一人。给人的感觉不免太过于自信,与他早年(1965年4月)谦虚的说法“我不过是代表我们这个集体来领这个奖”大相径庭,难以服众,毕竟李富荣、张燮林、徐寅生等人亦是顶尖高手,都曾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战胜过他(当然庄则栋的胜率要高一些)。乒坛第一人并不等于天下无敌,对内比赛是如此,对外比赛亦是如此,竞技体育没有人能百战百胜。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相衬。如果庄将他前后的说法折中一下,承认李富荣等人确实为自己的世乒赛三连冠作了牺牲,作了贡献,作了铺垫,那样则更客观一些。对于自己的形象只会添彩,而不会减分。——这样有些苛求了,还望庄先生海涵。
二是涉及到“乒乓外交”那段历史,涉及到一代伟人毛泽东时,感觉整体把握上稍有欠缺,个人感情色彩过于浓郁(其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是那个时代塑造了他,老人家成就了他)。“乒乓外交”虽然是大手笔可圈可点,但并非毫无瑕疵,譬如台湾问题就落下了后遗症。只因当年毛泽东接见尼克松时轻描淡写说了句“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于是抓大放“小”,该了时未了(1978年12月15日,中美正式建交时台湾问题仍未彻底解决),致使几十年来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摩擦不断,历届美国政府隔三差五借此向中方施压,制造麻烦,再过三十年恐怕也难以了断。同样是“只争朝夕”,萝卜快了不洗泥,也许是对当年一心想并吞中国却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中共的日本心存“感激”,中日建交时老人家又放弃了巨额赔偿……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呕心沥血,他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他捭阖纵横精通谋略,却不知道该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他主观上要为衷心爱戴着他的中国人民开辟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幸福大道,客观上却一次又一次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他特立独行,翻云覆雨,到了晚年已成为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正是老人家的悲剧所在。——笔者以为1971年春由林立果炮制出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评述十分精辟,振聋发聩,触目惊心,堪称拨乱反正第一篇檄文,似乎不应因人废言。
有关对第一夫人的评价庄先生的态度倒也客观公允,没有随波逐流刻意丑化,把她描绘成一贯痴头怪脑面目狰狞(若真的这样子老人家当初在延安大概也不会看上她)。庄先生还说她平时对人有那么点“善待卒伍(基层干部和民间小人物)而骄于士大夫(高级干部,不少人原先极尽拍马逢迎之能事,后又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反“四人帮”英雄)”的风度(哪怕这点善待有时是装的,这才与她“母仪天下”的身份相吻合。庄先生直言不讳,这点其实蛮可爱)。本来嘛影响或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只能是其舵手,与他妻子的个人品质没有多大关系。若换了别人来当第一夫人,该发生的一切总还是会发生,譬如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就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基本情节和故事梗概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历来是男权社会,出了事却总是赖女人,所谓红颜祸水妲己误国,说了几千年,无非一是为尊者讳,二是自欺欺人外加糊弄老百姓。
2008年7月,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应邀作客央视《名将之约》,几十年不相往来的战友终于济聚一堂,共话当年携手并肩为国争光的峥嵘岁月。往日的恩怨似乎已随风散去,时光仿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正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久,庄则栋被查出身患癌症并且到了晚期,但他乐观豁达无所畏惧,以当年永不言败的“小老虎”精神与病魔作顽强抗争,在这位勇敢的老人面前死神只好望而却步。夫人敦子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悉心照料,不离不弃。
今年5月,庄则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以“祖国在我心中”为题的书法习作展,受到北京各界人士的欢迎。
26、27、28、31,四届世乒赛,庄则栋共获得三个男单、一个男双、四个男团八项世界冠军,当时乒乓球未设世界杯赛,也没有进入奥运会,这一骄人的成绩使他成为六十年代世界乒坛最优秀的运动员。若不是“文革”中中国队放弃了两届世乒赛,他获得世界冠军的数量肯定不止八项。正是他开启的“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大球”,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使得乒乓球从此成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国球”。毋庸置疑,他是中国体育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无人超越。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本应过着单纯而平静的生活,偏偏造化弄人,让他陷身于当时吉凶难测的政治漩涡,并成为权势者进行博弈的一颗“棋子”,导致他后来的人生起伏跌宕,荣辱交替,几度风霜。
哈同先生若在天有灵,一定会为他的这位外孙感到骄傲,同时也会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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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15-2-20 10:00:47 | 显示全部楼层
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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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15-2-20 17:40:2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加速制动-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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